在我们的印象中，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文学研究家，他的小说《围城》和学术专著《管锥篇》广为人知。其实，他还是一位翻译家，曾经参与翻译了《毛主席诗词》，钱先生在梳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以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独步当代译坛。

　　钱钟书精通英、法、意、德、拉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或许对于一个曾在牛津留学的文科学生来说，通晓这些相关语言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要做到纯正得没有一点母语腔调，而且对这些语言的文学也都全部贯通、烂熟于心，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按照其妻子杨绛先生的排序：“他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是跟我学的。他有一个规矩，中文、英文每天都看的。一、三、五看法文、德文、意大利文。”

　　在钱钟书的笔记手稿里，外文笔记数量最大，共178个大小笔记本，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3.4万多页。题材不仅包括文学、语言学、哲学、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各领域，还包括通俗小说、侦探故事、笑话，以及大词典和百科全书。

　　钱钟书的“化”，第一次提出来时，指的是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他认为，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翻译的最高境界就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翻译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不能不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他把“Tomorrow come never.”翻译为“明日遥无日”，把“Two distincts, division none.”翻译为“可判可别，难解难分”，可谓翻译得出神入化吧？

　　这就要求原文的思想、情感、风格、神韵都必须原原本本地化到了译文的境界里。我们不难理解，先生所谓的“化”，其实包含了这三层意思：

　　转化(conversion)，即将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

　　归化(adaptation)，将外文用自然而流畅的本国文字表达出来；

　　化境，也即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钱钟书用一个“化”字，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从广义上讲，先生的“化”与“不化”，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很切合原文。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