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印象中,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文学研究家,他的小说《围城》和学术专著《管锥篇》广为人知。其实,他还是一位翻译家,曾经参与翻译了《毛主席诗词》,钱先生在梳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以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独步当代译坛。 钱钟书精通英、法、意、德、拉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或许对于一个曾在牛津留学的文科学生来说,通晓这些相关语言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要做到纯正得没有一点母语腔调,而且对这些语言的文学也都全部贯通、烂熟于心,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按照其妻子杨绛先生的排序:“他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是跟我学的。他有一个规矩,中文、英文每天都看的。一、三、五看法文、德文、意大利文。” 在钱钟书的笔记手稿里,外文笔记数量最大,共178个大小笔记本,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3.4万多页。题材不仅包括文学、语言学、哲学、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各领域,还包括通俗小说、侦探故事、笑话,以及大词典和百科全书。 钱钟书的“化”,第一次提出来时,指的是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他认为,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翻译的最高境界就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翻译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不能不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他把“Tomorrow come never.”翻译为“明日遥无日”,把“Two distincts, division none.”翻译为“可判可别,难解难分”,可谓翻译得出神入化吧? 这就要求原文的思想、情感、风格、神韵都必须原原本本地化到了译文的境界里。我们不难理解,先生所谓的“化”,其实包含了这三层意思: 转化(conversion),即将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 归化(adaptation),将外文用自然而流畅的本国文字表达出来; 化境,也即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钱钟书用一个“化”字,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从广义上讲,先生的“化”与“不化”,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很切合原文。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