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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改变世界的这些人

发布者:上海翻译公司     发布时间:2018-1-22

   1897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

  自鸦片战争,翻译从非主流的“杂学”转变为具有较高学术、政治目的的行为。由此,从西方先进知识开始,各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宗教、哲学、政治制度,乃至于文学著作,经一批民国翻译家之手,陆续进入中国,以开拓民智。

  中国近现代翻译界,经历了从“善译”,到“信、达、雅”,再到“宁信而不顺”等种种理论上的进化和争议。在此种学术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民国翻译家,多数已经谢世,那个以“强国”为翻译宗旨的时代渐行渐远。

  我们越来越怀念翻译前辈以及他们翻译的书。前辈们已经将许多世界名著译出,供我辈分享。他们往往学贯中西、才气纵横,以一种魔术般的“通感”,完成文学翻译这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同时又隐匿于文字幕后,为作者作嫁衣,为读者开路,有着成人之美的君子风范。

  罗念生古希腊他搬来了一座奥林匹斯山

  1933年,罗念生登船横渡大西洋,来到希腊,进入雅典美国古典学院,修读了雅典城志、古希腊建筑、古希腊雕刻、古希腊戏剧四门课程,成了第一位到希腊留学的中国人。他的足迹踏遍了希腊半岛的南北东西,游历了爱琴海上的大小岛屿。爱琴海上明蓝的天空,雅典城上环绕的紫色云冠,希腊人民的好客情谊,尤其是古代希腊留传下来的文化光华……都铭记在他的心中。

  罗念生本在美国留学。然而去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太多了,罗念生很担心回国难找工作,不得不重新思索人生方向。

  恰好在一堂欧洲文学史课堂上,教授詹姆森先生提及“冷门”文学,对古希腊文学评价极高。罗念生便尝试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古希腊原文《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成为他的第一部古希腊戏剧译著。

  古希腊语是世界上难度仅次于印度梵文的一种语言。在古希腊语中,一个正规动词的变化就有四五百种。因此,学习古希腊语,只能靠死记硬背,没有语法,有时还要通过语句的头尾来判断是什么意思。

  然而,古希腊很多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古希腊最伟大的作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为例,它使用的语言就是古希腊语。

  内容深奥、典故繁多……这都是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困难之处,而罗念生却默默坚持了六十多个年头。

  抗战时期,在四川乡下昏暗的油灯下,随时有飞机轰炸、到处躲警报、生活没有保障的日子里,甚至有时连一张必需的书桌都没有,罗念生却从未放弃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翻译了大批古希腊戏剧作品,出版了《希腊漫话》、《芙蓉城》等散文集,以及古希腊悲剧《特洛亚妇人》等翻译作品。

  外国学者称他是遨游在天书中的人。罗念生在翻译上追求“信、达、雅”兼顾。忠于原文、质朴典雅,注释详尽。在把诗体原文用散文译出时,不失韵味。他的翻译不仅数量多,而且文字讲究。他为统一古希腊专用名词的译音,撰写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对音体系。这个译音表自1957年以来,已被文学出版界所采用。

  罗念生去世前,心里想的还是翻译《荷马史诗》,按说这部史诗他早应该翻译,但是他认为自己的知识还不够,还没有资格,因此他等了几十年,晚年才开始翻译。很遗憾的是,命运却不给他时间了。

  罗念生先生逝世后,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他的《全集》十一卷。在他百年诞辰纪念时,他生前致力编纂的《古希腊汉语词典》终于面世。

  罗念生生前希望他的遗骨一部分安放于他的祖国北京,另一部分能撒在他的第二故乡――希腊的爱琴海上。希腊朋友非常尊重罗念生的遗愿,他们不同意将骨灰撒在海中,决定将以隆重的葬礼,把他的遗骨安葬于古希腊的发源地,阿波罗神庙所在地――德尔菲市的帕尔纳索斯山中,欧洲文化中心的花园里,以永远纪念这位为古希腊文化献身的东方学者。

  杨宪益译介中国中西合璧的“神雕侠侣”

  在中国的民国翻译家中,有这么一位奇人。他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赶赴国难毅然回国入川。同他一起回国的,竟然有一位英国太太。两人在英国相识,因对中国传统文学共同的爱而结缘,最后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他就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杨宪益出生于贵族世家。他的祖父当过淮安知府,八个儿子都留学国外。杨宪益的父亲留学归来后,成为了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进入私塾后,杨宪益每次考试,都考第二,从不考第一。老师说,你稍微读一读书就会考第一了。杨宪益却认为,考第二还是第一都没什么区别,能多看书才是真的。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性格,杨宪益的译文既不失严谨又生动活泼,这种风格最适合翻译中国明清小说。

  杨宪益的爱侣戴乃迭女士,是他在牛津的同学。戴乃迭,1919年生于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7岁时返回英国,进入教会学校。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后转攻中国传统文学。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牛津相遇,因兴趣相投,逐渐走到了一起。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他爱戴乃迭,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她清新脱俗,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这在“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因为戴乃迭热爱翻译,杨宪益也不做它想,夫妻俩双宿双飞的做了一辈子翻译。

  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牛津入学考试。他在牛津的师兄钱钟书则认为,杨宪益是当时在牛津为数不多的十几个中国人中,“唯一还可以谈一谈的”。24岁时,他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之后的成就更不必说。杨宪益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和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先秦散文到现当代作品,杨宪益夫妇联袂翻译了共百余种作品近千万字,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杨宪益著有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文本于2001年出版。

  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杨宪益是继季羡林后获得该奖项的第二位翻译家。有人说他“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杨宪益在翻译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和夫人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上文所述的翻译家都是外文翻译成中文,而杨宪益的成就,则是将中文向国际输出。他选择了《红楼梦》,这本被很多人看做“不可译”的小说。

  翻译《红楼梦》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曹雪芹在原著中采用了大量的比喻、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一个中文环境长大的人都不见得能够懂得全部的意思,何况翻译给外国人看了。当时,流传甚广的《红楼梦》译本是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

  总的来讲,杨宪益的翻译风格是充分还原原文中的信息,最大程度忠实于原文。对于《红楼梦》中的很多双关语,杨宪益采取了直译,然后注释的方法。如对“王仁”这个人名的翻译,中文读者知道它代表“忘仁”。杨宪益译作:Wang Ren (forgetting humanity),而霍克斯则仅仅翻成Wang Ren。对于书名的处理,杨译本直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译本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前者原汁原味,后者避开了西方人不易理解的“红楼”的意象,换为“石头”,是一种妥协。时至今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红楼梦》译本,仍是西方学者了解该书最重要的译本。

  杨老好烟好酒,也爱交朋友。作家李辉跟他私交甚好。李辉说:“他走了,对于中国的翻译界是一个遗憾。”据朋友们说,杨宪益晚年虽然在朋友的陪伴下也很快乐,但是自从夫人走了之后心情一直不太好,常常一个人喝闷酒。杨宪益还是一个性情散淡而豁达的人,像这样的士人已经很难找到了。

  丰子恺日语以中国诗体来翻译日本和歌

  丰子恺虽以漫画及散文著称于世,但其对我国翻译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亦彪炳史册。

  丰子恺在《漫谈翻译》谈到他对翻译的理解:“有一个必要条件,便是必须翻译得又正确又流畅,使读者读了非但全然理解,又全不费力。要达到这目的,我认为有一种办法:译者必须深深地理解原作,把原作全部吸收在肚里,然后用本国的言语来传达给本国人。用一个譬喻来说,好比把原文嚼碎了,吞下去,消化了,然后再吐出来。”

  丰子恺于1921年初春的时候前往日本学习艺术,他对于文学的兴味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根据丰子恺后来回忆道“记得我青年时代,在东京的图书馆里看到古本《源氏物语》。展开来一看,全是古文,不易理解。后来我买了一部与谢野晶子的现代语译本,读了一遍,觉得很像中国的《红楼梦》,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描写细致,含义丰富,令人不忍释手,读后我便发心学习日本古文。我记得我曾把第一回《桐壶》读得烂熟。起初觉得这古文往往没有主语,字句太简单,难于理会;后来渐渐体会到古文的好处,所为‘言简意繁’,有似中国的《论语》、《左传》或《檀弓》。当时我曾经希望把它译为中国文。”

  《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涉及三代人,四朝天皇,经历70余年,出场人物440多入。丰子恺在翻译这部日本古典文学巨著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风格,类似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全书共五十四回,并根据中国章回小说的习惯,常用“话说、却说、且说”等语。例如在第八回《花宴》中,“且说那个朦胧月夜的小姐,回想那晚间的迷离春梦,不胜悲叹,心中怀着无限思量。”

  《源氏物语》中穿插近八百首和歌,丰子恺为了准确传达日本小说中和歌的意蕴,他常用中国古代诗歌的七言两句或五言四句进行翻译。翻译时不按照原文的行数与韵律,不拘泥于词和句;强调译诗要传神,不硬搬日文原诗的格律;如:第二回《帚木》中一句:群花历乱开,烂漫多姿色。独怜常夏花,秀美真无匹。

  用这种中国诗的传统写法来翻译日本和歌,不拘泥于原诗字句和格律,使译文更加生动多采,读起来流畅,仿佛进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丰子恺于1961年开始翻译《源氏物语》,经过四年才完成,因为文革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而由于丰子恺年轻是对《源氏物语》的阅读和理解以及其自身的国学根底,再加上在日语及中日文学都十分精通的钱稻孙、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丰译本”一出版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不仅是国内第一本《源氏物语》的全译本,而且也是印量最大的。

  杨绛西班牙语将史学编纂的“点烦”应用于文学翻译

     

  近现代史上还活跃着一名女性翻译家。她不仅翻译外文著作,还自己写小说、散文,创作话剧,堪称“翻译与创作并举”。并且,这种创作特点还深入到了她的翻译风格中,以更风格化的语言翻译作品。她就是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

  20世纪40年代末期,杨绛的兴趣转向了翻译。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绛翻译的《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成为杨绛最早期的翻译作品。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唐吉诃德》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五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近六旬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1961年才着手翻译,这是中国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的第一个译本,1978年人文社出版。这个译本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至今印了68次,售出98万套。

  由于自己有大量的创作经验,杨绛的译文非常注意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逐渐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翻译风格。而且,她还认为,读者对译本的要求,不仅是要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他们也不希望译文与本国语言差别太大。因此,杨绛的译文幽默诙谐,十分注重描摹细节。

  如果说钱锺书的“化境”论是从理论上为翻译开创了一种理想境界的话,那么杨绛的“点烦”论则是从实践上为翻译开辟了一条可行之道。

  《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译出八十多万字,后经杨绛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杨绛认为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

  “点烦”二字是学识渊博的杨绛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那里借来的,“点烦”主张对文章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后来著名史论家章学诚在所著的《文史通义》的《内篇》中,又重申了刘知几“点烦”的观点,强调在史学编纂中应予重视。原来杨绛把史学编纂中的“点烦”要求,扩展应用到译文的处理上了。只有杨绛这样中外文兼优的“两栖”学者才知道并主动加以应用。

  “点烦”的目的是使译文明快流畅、洗练净洁,但却是一道艰巨而细致的工序,运作起来必须格外“留神”。首先,不能因为点烦而“走失原文的语气”;其次,不能因为点烦而“忽略原文的风格”。换言之,就是要做得恰到好处,正所谓:点去一字不嫌其少,留下一字不厌其多。

  傅雷法语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历史上受莫名其妙的指责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服尔德、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老话说得好,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

  ——傅雷家书

  提到中国近现代翻译史或者民国的翻译家,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傅雷。稍微年轻一点的读者,知道傅雷多半是通过《傅雷家书》,这部感动了数百万中国人的书信集其实和翻译没多大关系。说到傅雷的翻译成就,作为法文翻译的巨人,他一生共翻译了33部共600万字的作品,他让中国人认识了罗曼罗兰、伏尔泰、杜哈曼、梅里美等人物。人们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傅雷不仅是个“文艺家、翻译家”,更是个“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很显然,翻译不是简单对语言的转化,必须表明文化立场、文化的视野和对文化的追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雷是难以逾越的,翻译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它作用于文学,作用于文化的意义不可忽略。翻译是打开外面的世界,通过文化交流,丰富自身世界的一种渠道。

  当代翻译家罗国林在谈到傅雷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他最好、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当然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因为这本书先出了中译本之后又出了修改本,应该是他最好的作品了。从书的内容看,他翻译讲究的神似而不是形似,虽然傅雷关于翻译的理论不多,但‘重神似而非形似’是他最核心的观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傅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真正做到了这点,可以说是傅雷最好的作品。”翻译家许钧也认为,“傅雷的译文不仅译出了作品的文字,还译出了作品的生命。”

  另外,傅雷在翻译中还讲究用字不重复。比如在原著中两次出现表示“难过”的法语单词,他却在译文中用“悲哀”和“苍凉”来区分。法语中对“难过”不像中文分得这么细,但傅雷通过自己仔细的阅读和精心的体会,准确体现了两种心情的差异。什么心情用什么字,很有讲究。

  傅雷之于中国翻译史的意义,在于他将整个法文的翻译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他的翻译质与量并重,至今无人能够代替。今天,也许有人会说有的译本在某些细节的翻译上,在准确程度上超过了傅雷译本。但论综合成就,论法文原文在中文意境中的重现,仍然没有任何人成就超过了傅雷。

  朱生豪英语没留过洋,却最接近莎士比亚创作

 

  朱生豪决定翻译莎士比亚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那时,中国没有中文版的莎士比亚译作,被日本人讥笑为文化落后,朱生豪怒而把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当成了一项“民族英雄的事业”。

  “很多人不相信,这部优秀的译作是一个从来没有出国过的人翻译的。”朱生豪一生,北面没有过长江,南面没有过钱塘江。而且,手上只有两本英文词典。

  因为时事纷乱,朱生豪的译稿两度在战事中被毁,不得不从头来过,更要命的是经济上的压力。1944年12月26日,得了结核病无钱医治的朱生豪终于被疾病击倒。剩下五个半历史剧还没有译完,就撒手人寰。他最大的遗憾是“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

  但是,他用他短暂的生命,为后人留下了精心翻译的180万字的莎士比亚剧本,使自己的名字与莎士比亚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朱生豪的译文是最接近莎士比亚创作的,他的译本的最大特点是文句典雅,译笔流畅,好像是高山飞瀑,一泻千里,读之琅琅上口,绝无佶屈聱牙之弊。这不仅是因为朱生豪对莎士比亚的剧本有很深研究和大量阅读,对莎士比亚有非常深的了解,而现在的人翻译一个剧本难以看翻阅十本书。更因为他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消耗的是他22岁-32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非常了不起。现在一些人都是老得不行才去翻译,以为有经验了,但这时候却很难做到莎士比亚想象的那种境界。

  汝龙俄语凭感觉对契柯夫心领神会

  对于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外国文学爱好者说来,一提到巴尔扎克,就自然会想到傅雷,一提到莎士比亚,就自然会想到朱生豪,一提到托尔斯泰,就自然会想到草婴,一提到福克纳,就自然会想到李文俊,而一提到契诃夫,就没有不会想到汝龙先生的。

  汝龙先生是我国翻译契诃夫小说的专家,他的英文和俄语都是自学的。他最大的成就是以个人之力,花费毕生精力,几乎翻译了契诃夫的全部作品。早在1952年他就出版了25卷本的契诃夫作品选集。契诃夫那种感觉——那种悲悯的、轻灵的、忧伤的、精微的感觉只存在于汝龙的字里行间。还有一种俏皮、聪明、绝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龙不可。感觉的事物只能感觉到,尤其是对于契诃夫这种凭感觉写作的作家,只有能够神会到作家特有的感觉的译者,才能去译,否则一伸手就全乱套。

  汝龙还译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库普林的《石榴石手镯》,也都译得十分出色,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他还是契诃夫的专家。正如巴金所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他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

  汝龙的契诃夫,专业到了极点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诃夫的作品,因与翻译契诃夫作品的专家汝龙谈不拢,便绕过汝龙,邀请了一些俄文专家,试译契诃夫的《套中人》。大家全都译这篇小说,为了看谁译得好。结果没有一人能够把契诃夫的味道译出来,最终还得去找汝龙。好像唱《失空斩》,只有马连良才是孔明的味儿。

  其实,在汝龙先生之前,已经有许多人翻译过契诃夫。包括把契诃夫当作最为喜爱的作家之一的鲁迅先生本人以及周作人,瞿秋白、耿济之、曹靖华、金人、张友松、赵景深、王西彦、彭惠、徐培仁、荆斯勋和华林等人。汝龙先生翻译契诃夫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成绩最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在不容易也算相当幸运。

  王永年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王永年的身份有很多,但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翻译家,他大概也最爱这个身份——据说,晚年的王永年深居简出,翻译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下:当博尔赫斯的诗歌、小说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无数次被年轻人心怀忐忑地翻开,王永年作为译介者便又一次成为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之间的“灵媒”。

  他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他翻译的欧·亨利系列小说出版多种版本,备受英美文学研究者的好评;他从意大利原文翻译《十日谈》、《耶路撒冷的解放》,是中国从原文翻译《十日谈》的第一人;《博尔赫斯全集》中绝大部分的篇章都译自他的笔下;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则让美国嬉皮一代上路的冲动再次催促了无数中国年轻人。

  王永年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旧上海长大的他,中学时代就掌握四门外语,王永年16岁上的是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张爱玲也在圣约翰听过课,他们在一个班念过英文课。“文革”中很多知识分子受到打击,但作为一个单纯的翻译者,他反而在时代的厄运中阴差阳错地寻觅到一方栖身之地。回首那段幽暗的岁月,王永年感慨不已:“‘文革’那些年,我过得挺安稳的。不是运气好,是人好啊!”

  在王永年的观念中,翻译仅仅是一种职业,没有那么神圣和高贵,他不愿意将翻译工作的意义过于拔高。

  对于王永年译笔的特点,有总结说“没有匠气。他的汉语修养很高,翻译最明显的特点是准确、通俗,不会转文。这可能和他新闻记者的工作有关,他最注重的是‘信’,你风格再明显,如果没有准确为基础,就离原作比较远。”

  作为曾在新华社担任译审30多年的新闻工作者,王永年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他曾将“通顺”作为一生翻译的标准。平实而不事张扬的翻译风格也成为他的最大特色,但也因此,他失去了许多过于追求文字快感的读者。

  王先生眼界较高,是传统的职业翻译人的代表。他1947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在上海译文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做过短期的编辑,后来一直做翻译。不仅为新华社翻译了大量的新闻稿,对外国文学也有很高见解。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能翻译博尔赫斯的作品,而且,《博尔赫斯全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翻译的。这与他上世纪80年代做新华社驻墨西哥的记者有关系。他从拉美的学者、作家那里了解到,博尔赫斯深受推崇,因此他较早地知道了博尔赫斯在拉美文学中的地位。

  关于《博尔赫斯全集》,每过一段时间总会有人跳出来说王永年翻译得不好、不够美,但好在博尔赫斯的作品本身并不侍奉“美”这个东西。真正懂得书的人会明白,读博尔赫斯是一生的事,忽然活过某一岁,就会明白,王永年笔下的博尔赫斯,是最隽永的。正如卡尔维诺在阅读博尔赫斯的时候发现了某种简洁写作的诗学,比冗赘优越,比精炼更精炼。而作为一个追求准确的翻译者,王永年的译作注定不会以畅销作噱头,他说:“有的人翻译的东西就疙疙瘩瘩,我不会。”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王永年在2002年译完的《欧·亨利小说全集》,共计一百五十万字左右,厚厚的四本,收入了欧亨利的所有小说作品,并加了详尽周到的注释,是国内最全的欧亨利小说译本。

  王先生在一篇谈文学翻译的小文里曾说,‘翻译就像是拉家常,一手拉着作者,一手拉着读者,帮助双方进行交流。’这番朴实无华的话,揭示了优秀的文学翻译的精髓,无怪乎他的译文那么忠实自然,毫无矫饰或浮夸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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