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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知名翻译家谈傅雷

发布者:上海翻译公司     发布时间:2018-2-5

  作为翻译家,人们说傅雷“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傅雷一生痴爱艺术,他欣赏艺术的美,常常有独到的发现和感悟,似乎比别人多了一双慧眼。他总能感受到艺术美的精魂,引发起感情的汹涌澎湃,因为他有一颗天真单纯的心灵。他像是活在艺术美的世界里,孜孜地追求完美的艺术境界。太唯美太理想化了,他就显得很孤独,也很痛苦,与世俗似乎有点格格不入。最后,也是为了美,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傅雷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自成一家,他翻译的某些作品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他“追求神似而非形似”的风格,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大批翻译家。那么,他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代表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作为翻译大家,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国内的三位知名翻译家分别为:《红与黑》等译作者及傅雷研究专家罗新璋和广东花城出版社副社长、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罗国林,以及翻译家、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许钧。

 

  问题一:在傅译作品中,你最喜欢哪一部?
  罗新璋:我想分开来说,傅译的罗曼·罗兰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在此书中融进了自己的朝气与生命激情,自己的顽强与精神力量;而在傅译的巴尔扎克作品中,我最欣赏《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前后翻译了6次,是最值得推敲的书。而我认为对当年的年轻人影响最大的是《贝多芬传》。在所有傅译作品中, 不论是伏尔泰的机警尖刻,巴尔扎克的健拔雄快,梅里美的俊爽简括,罗曼·罗兰的朴质流动,在原文上色彩鲜明,各具风貌,译文固然对各家的特色和韵味有相当体现,拿《老实人》的译文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比,就能看出文风上的差异,但贯穿于这些译作的,都带有一种傅雷风格。
  罗国林:我认为他最好、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当然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因为这本书先出了中译本之后又出了修改本,应该是他最好的作品了。从书的内容看,他翻译讲究的神似而不是形似,虽然傅雷关于翻译的理论不多,但“重神似而非形似”是他最核心的观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傅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真正做到了这点,可以说是傅雷最好的作品。
  许钧: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傅译的版本不仅译出了作品的文字,还译出了作品的生命,正因为他有着不亚于罗曼·罗兰的深厚的艺术修养,有着与其同样挺拔的精神人格和同样纯真赤诚的心灵,他才能洞入作者的创作意境,参透作者的思想灵魂,因而傅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在中国士人中家喻户晓。傅译罗曼·罗兰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超过一般的西方作者及其作品的汉译,罗曼·罗兰作品是在我国翻译界以外的读书界、 文化界乃至整个知识阶层谈论得最多的西方作品之一,在傅雷百年诞辰之际,重读傅译罗曼·罗兰,是件有意义的事。


  问题二:傅译的风格是什么?
  罗新璋:传神,像临画一样,形似神似浑然一致。我记得自己在北大上学时,就读了傅译的作品,一读之下惊为天人,所以我又马上到图书馆找了外文原版来读,对照之下我发现傅雷的翻译实在是太精妙了,于是我便将傅译作品全部研究了一遍。举个小例子,在《约翰·克里斯朵夫》当中有一句话,原文是“他自己感觉是个被误认的天才”,傅雷把这句话翻译成“他自己感觉怀才不遇”,这就没有硬要按照原文来译,而是用了中文的成语。另外,他对翻译的要求是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讲究色彩变化,而且他讲究用字不重复,比如在原著中两次出现表示“难过”的法语单词,他却在译文中用“悲哀”和“苍凉”来区分,什么心情用什么字,很有讲究。
  罗国林:傅译的风格是严谨,精雕细刻,讲究“神似”而非形似。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傅译的作品,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记得有位翻译家曾经很自豪地说“我的译作绝对和原文一句不差”,但这并不一定就好,相反,过于“死抠”和原文的一致,倒是往往会失去原文的风格。
  许钧:傅雷追求译文风格与原文风格的“肖似”与相“合”,即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或译文风格与原文风格的浑然一致、和谐统一,这正是翻译文学的审美胜境。当年傅雷重译《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因为初译“风格未尽浑成”,重译《高老头》,也是因为“不满译文风格”,可见他把传达原作的风格作为翻译活动的艺术追求。


  问题三:在傅译作品中,令您印象最深的选段是哪个?
  罗新璋:我印象最深的傅译作品段落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三卷最后一节,约翰·克里斯朵夫在父亲死后酗酒、落魄潦倒,像他父亲一样走到同样沦落的地步,来看望他的舅舅带着克里斯朵夫来到他父亲的坟前,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每天都要去虔诚地度过,永远不要放弃希望。”对于这段文字,有的评论家认为,“舅舅”这个人物是托尔斯泰的化身。
  罗国林: 我印象最深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关于音乐描写的片段,因为时间久了,具体哪个片段我也说不上。我记得的是此书关于音乐的描写极多,如果译者对音乐不在行,根本无法自如地翻译。可是傅雷除了古文底子好以外,对音乐也很在行,我相信后人再翻译此书绝不可能超过傅译了。
  许钧:《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卷第一部,“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这段当中的“江声浩荡”作为一句极具代表性的经典译例,就很值得品味,它创造了“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江声浩荡”已经成为傅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一个重要符号,浓缩了洋洋百万余言,穿越了历史与永恒,始终依旧,镌刻在读者心中。

  问题四:三位都是翻译家,傅译作品对您的翻译工作有何影响?
  罗新璋:从大学开始,我就喜欢傅译作品,想从当中学得技巧,我当年写了封信给他,还附上我的一篇翻译习作,傅雷很快就给我回信了,他在信中很中肯地说我的那篇习作离原文太远,还跟我谈了很多翻译方面的问题,后来我们又通过几次信,但是在他给我写来的信中从来没有谈过具体的技巧,谈的全部是翻译的原则、译者的修养等等,他告诉我说“技精之后才能传神”。傅雷自己的文章当中很少有谈翻译技巧的,他重视传承,当年我跟他通信了几次,他还帮我改了两篇译文,我想对他来说,像我这样一个从未跟他谋面的毛头小子,为什么会有这个运气,是因为他把我看成是翻译工作者的下一代,是他想去拉一把的。
  罗国林:傅雷提出“重神似而非形似”,我也是这个理论的追随者,我也翻译过《欧也妮·葛朗台》,在当中很多的地方我都没有死抠原文,而是用了神似的手法去译,我一直相信,译文只有“活起来”,才能表达原文的风格,与原文一字都不差的译作,并不等于就是好翻译的工作。
  许钧:在我30岁的时候,傅雷对我而言是一部书,一部普通的书,因为那时我只知道傅雷是个做翻译的。在我40岁的时候,傅雷对于我而言,是一棵树,一棵常青树。是他这棵常青树,延续了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等法国文学家在中国的文学生命。由傅雷翻译的书,我开始关注书后的人,关注了赋予原著生命的翻译家傅雷,渐渐的,我懂得了翻译,懂得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一种思想的播迁,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我现在过了50岁,傅雷对我而言,已不仅仅意味着《约翰·克里斯朵夫》、《高老头》等数百万字的经典译作,也不仅仅是赋予原作生命,使原作生命在中国得到延伸的译界常青树,而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

  问题五:如何评价傅译作品在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地位?
  罗新璋:他是20世纪的一大“家”,在中国,英文翻译是朱生豪,法文就是他了。在傅雷之前,也有几个翻译家去翻译巴尔扎克,但他的才是真正的“文学翻译”,之前的那几位只是“语言学家”,而不是“文学家”,傅雷使中国巴尔扎克的翻译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他把整个法文翻译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500多万字的译作堪称精品,每个字都经得起推敲。傅译的“质”与“量”并重,现在仍无人能够替代。但后人最应该向他继承的并非是技巧,而是他工作时的投入、专心,这是浮躁的现代人最缺乏的。
  罗国林:傅雷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地位非常崇高,像傅雷这样的翻译家不多,他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他身体力行地实现着他的翻译思想,以大量优秀的作品为中国的文学翻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也许有人会说“我翻译的某个字、某句话比傅雷译得好”,但绝没有一个人在综合成就上超过傅雷。
  许钧:我赞同傅雷生前好友、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的说法,傅雷不仅是个“文艺家、翻译家”,更是个“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很显然,翻译不是简单对语言的转化,必须表明文化立场、文化的视野和对文化的追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雷是难以逾越的,傅雷的翻译是和我国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政治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傅雷的功绩会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显现出来,认识傅雷身上体现出的翻译精神必须先正确理解翻译。翻译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它作用于文学,作用于文化的意义不可忽略。翻译是打开外面的世界,通过文化交流,丰富自身世界的一种渠道。在当下经济一体化,文化要求多元化的背景下,纪念傅雷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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