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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断想

发布者:上海翻译公司     发布时间:2019-7-10

  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里引用18世纪初一位名为迪博的神父的话说:“凡能被一种语言优雅地表达的感受和思考亦能被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优雅地表达。”这话现在估计很是被人怀疑——太肯定了,事实并非如此。我知道有人甚至已经根本不再相信语言的可通约性,有人乃至怀疑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可通约性。不过,令人感觉温暖的思想仍然存在,比如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还有我们经常吁求的“同情之理解”或理解之同情。我本人更愿意相信这些温暖的思想,尽管语言与语言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通约并不容易,也并不简单。
  依我的理解,翻译问题该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解构问题。从翻译的外部来讲,翻译发生在不同文化、民族之间的交界处,翻译本质上只能是一种重构,被翻译而成的已经是另外一个文本,而不可能是原来的文本。这不是典型的解构么?德里达在《书写和差异》里将颠覆的矛头直指传统的书写模式,直指其中的单线逻辑、绝对知识或绝对真理,也就是所谓“逻各斯中心”。在德里达看来,书写不仅产生差异,同时也为差异所产生。也就是说:在书写过程中,书写自身会产生分裂,逻辑不断生出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出非逻辑,理性产生出非理性,从而导致自身差异的产生,所以,总是存在着他者,——某种未知的东西。由于有这个“他者”的存在,书写才需要说、需要写。正是因为存在着差异、差异的出现,才要把那些“与他人不同的东西”写出来,这些东西对于他人来说也是他者,——是他人所未知的东西,对于书写者来说,则是他自己过去的他者,——他过去不知道的东西。简言之,书写就是说出不知道的东西,否则就只能是老调重弹。这里,德里达所要颠覆的,还是传统上那种封闭性,那种百科全书似的自信。
  从差异的角度来说(或许还是“需要”的角度),我们不难理解,正是在那些“不可翻译”的地方,存在着翻译的必要性。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也正是这样,正是那些似乎不可翻译的东西吸引着翻译者,一句话,“正是那种抗拒翻译的东西在召唤翻译”。极端地看,问题仿佛就只是这样。而那些似乎轻易就能够翻译的东西,正因为有其“可译性”存在着,问题往往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人们也就没有什么谈论它的兴趣。所以,人们更乐于说“诗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这也就是说,更喜欢谈论诗的“不可译性”,弗罗斯特的名言不需署名也无人不知(我也看到有人考证,弗罗斯特并未说过这番话,那就是以讹传讹了)。而对于另外的一面,“诗歌是翻译中剩下的东西”,人们就不愿意多想了。在我看来,诗歌翻译就是在这二者之间走着钢丝,困难,但因此更有意义;特别是诗歌翻译,简直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其实,大谈“不可译性”,除了增强一些必要的警惕性以外,并无多少意义,因为否定总比建设容易。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有一次,我针对种种所谓回归、复古、保守的声音,——在这种声音里,诗的翻译和翻译诗,特别是所谓翻译体诗,都成了他们首要的靶子,“当然”,我说:没有什么不可以成为靶子的,只要你打得准。但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大肆侮辱所谓翻译体的。我可以说,没有翻译、没有与翻译同步的新文学运动,我们很多话至今都不会说、不能说,因为连基本的语汇和语法都不会有。
  翻译体在翻译中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孰知其不是功过参半?而所谓翻译体在原创中的流行,干翻译何事?我以为,该检讨的是本土诗人们自身。翻译文本不能取代本土诗人的创造这是肯定的,但谁要以为今天本土诗人必须关起门来,那就请他关起门来吧;问题是,门如果是永远关闭的,那其实已成为墙的一部分。而翻译,正是、也只是一扇窗户,就是牢房,也是该有一扇窗户的吧。”说到底,在一些问题上(比如诗歌翻译),很多人其实是只有“意见”并无“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事情他都要“表示”一下,他有“态度”,他不过喜欢能有一点出于态度的意见,而不是持有什么能够称之为真知的看法或见解。既如此,怎么能够当真呢,根本不值得认真等待。
  翻译者应该是一个具有谦卑美德的人,臣服于他的翻译对象,站在他的身后,传递他的声音。翻译作品就仿佛是原作者和翻译者表演的双簧节目,背后的人越是不让观者意识到他的存在,越是只关注到在前台表演的那个人,他的表演,他们的表演,就越是成功。多年前看那些译制片,当我们忘记简爱,冉阿让,佐罗在说汉语时,我们是忘情的,译制的配音电影是最成功的。
  翻译不失为一种强制性的慢读。在慢读中随着作者去理解并理解他笔下的对象。理解越深入,创造性转换才能越“达”越到位。改一下斯宾诺莎的话就是,要一起哭,要一起笑,要真正地理解。翻译最好不是译者沾作者的光,而是作者沾译者的光。此非狂妄,而是理想。有点理想总是好的。虽然说翻译者不能有自己的风格,但事实上肯定会有,也就是打上自己的烙印,或多或少,没有,是不可能的。所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来译更恰当,其中会有某种暗合。
  翻译中也有神来之笔,但那属于心灵感应的时刻,灵感的时刻,创造的时刻,至福的瞬间。更多时候,只是勤勉的理解和传达,是劳作,是满怀虔诚敬畏的奉献与牺牲。述而不作,不是没有作,更不是不想作,是隐约领会了最高存在的意志,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们也说修改、修正、修饰、打磨、提炼,但是,似乎只有我们还说“润色”,这是我喜欢这个词的原因:使灰暗的显出颜色,使暗淡的放出光芒。
  翻译要做的,与其说是翻译文本,不如说在翻译一种文本之外的东西。文本要么是不必要的,要么是不可能的。那么多的翻译,真有必要吗?或者说价值几何?无论是出于互证,还是需要互补,精神上的需要总是第一位的。翻译几首诗是容易的。可是,有什么意义呢?
  翻译,作为一种知难而上的实践,永无止境。说到底,翻译还是需要信念。首先是对于不同文化的信念,相信即使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语言里,变乱了口音,人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相似的精神宇宙之中,有着能够相通的心灵。这是巴别塔的信心,相当于是本体论的信念。其次,管它多么不同的表达,多么曲折的意义多么诡异的修辞多么复杂的句法,以及多么幽暗的蒙蔽,只要理解的光线足够强烈,总是能够穿透,并能找到出口,也就是:转换的措辞。这相当于是方法论的信心。保持这二个层面的信念,如此,“正是在那些不能翻译的地方召唤着翻译”才是一句豪迈而安慰人心的话。对于给我养分的翻译家和翻译作品,我永远保持足够的敬意。坦白地说,在翻译的实践过程中,真正受益的还是我本人,它让我如此近距离地接近和感悟诗的奥秘,感悟异质文化的魅力。

 

转自网络,作者:李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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