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的技巧、理想、标准及其形成过程
——兼析作为《论不可译性》之理论前提的康德先验哲学观
霍 桂 桓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提要： 怎样才能提升翻译研究的理论水平？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是不是必须诉诸康德的先验哲学框架？本文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作者认为，作为王宾教授所谓“不可译性”之理论前提的康德哲学“经验vs先验”的基本观点，其实并不适合于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实际上，这里的根本问题是“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之间的关系。只有从我自己购建并逐渐完善的社会个体生成论的角度出发，把翻译研究所涉及的历时性维度与共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翻译技巧、翻译理想和翻译标准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翻译标准”及其形成过程，从而使之发挥适当的作用，达到逐步提高翻译理论研究水平的目的。
关键词：康德先验哲学框架，理想，标准，技巧，历时性和共时性，社会个体生成论
无论就日益普遍的日常国际文化交往而言，还是就越来越多的学术成果的引进和输出而论，翻译都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有关翻译和翻译理论的研究和探讨，特别是有关“译得好”还是“译得差”、“可译”或者“不可译”的问题，不仅是翻译研究者不断着力加以探讨的理论问题，也是时刻困扰具体翻译工作者的实际问题。那么，我们究竟从什么理论立场出发，才能比较适当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从而使翻译理论研究的水平不断得以提升呢？
王宾教授的论文《论不可译性》（以下简称“王文”）是一篇非常重要、学术含金量非常高的文章，这一方面表现在它以基础理论探讨和具体个案分析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结合现代西方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对“可译性”还是“不可译性”这种在国内翻译界由来已久的争论，进行了系统严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论述，从而得出了肯定“不可译性”的结论；另一方面，它在进行这种分析和论证时所依据的，是一个被国内外许多重要学者认为理所当然的基本理论框架，亦即康德的先验哲学及其基本框架，并因此而把这种争论所涉及的、对于翻译研究来说具有基础性重要意义的、由经验和先验构成的学理性悖论揭示了出来。我认为，相比较而言，这后一个方面理论意义更大，因为它虽然不是王文的结论、而是其基本前提，但直接触及到人们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所必然涉及的根本关节点，也把其关键性难题非常鲜明地揭示了出来。显然，只有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才有可能不再停留于细枝末节，而是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
就前一方面而言，可以说，只要承认王文坚持的“区分翻译研究中经验和先验两种进路，并认定后者方能通向翻译理论”，并逐步按照其研究思路、结合其所使用的具体例证进行思考和探讨，我们就很难不同意其所得出的上述结论，尽管可能对这个结论不满。就后一方面而言，虽然在王文之中，这个悖论是以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康德的“经验vs先验”悖论的概括形式存在的，但同时也通过其所提出的两个问题（详见下文）、最终以肯定“不可译性”的结论具体表现了出来，因而实际上构成了其基本研究过程和具体结论所依据的理论根基。因此，如果不同意其认定存在“不可译性”的结论，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对这个悖论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尽管在这里只能是非常概括的）研究和探讨。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个悖论呢？在我看来，具体就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而言，我们可以把这个悖论用不怎么“玄虚”的表达方法表示出来，即用由“翻译的实际经验行为”与“翻译标准”构成的“悖论”，来表示王文所依据的康德先验哲学的“经验vs先验”悖论。我认为，通过分别审视王文基于这种悖论所预设的两个基本问题，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为什么可以这样表达康德的悖论，而且可以看到，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对待在王文那里作为“不可译性”之基础、作为“先验标准”而存在的“翻译标准”，从而得出我们的结论。
一、如何看待由王文的两个问题表现出来的悖论
王文明确指出，“在哲理层面，不可译性与康德意义（上）的‘自在之物’相关”；其目的是要“通过‘不可译性’的论证来确定翻译理论的性质和界限”，因为“科学认识论的宗旨是为人类的认知能力设限划界；翻译理论亦然。”而这样做的具体步骤就是“区分翻译研究中经验和先验两种进路，并认定后者方能通向翻译理论”，在此基础上，该文“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从而导致两种不同的方法，最后又将呈现出两种虽然可以互补但性质迥异的成果。”可见，就基本出发点而言，王文完全是以康德的先验哲学框架为依据的。
具体说来，它通过论述下面两个基本问题来展开其有关“不可译性”的系统论述，即“如何在句段层面尽善尽美地完成两种语言之间的话语转换？”和“一切翻译是如何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王文指出，“第一个问题……是经验性问题：一旦跨越了经验之界，就是非法的。第二个问题不关心‘如何’将一段话语翻译得更好等技术性问题，而是要追问：使一切翻译成为可能／不可能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它与经验相关，但不等于经验。其性质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
在此基础上，王文对翻译行为所涉及的“临在性”（immanent, 似可译为“内在的”）条件进行了区分，即区分了四种“临在性的、逻辑先在的必要条件”：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的结构；写作和阅读成规（它们具有多价性：认知、伦理、审美都包括在内）；翻译过程所处的社会上下文（social context，似可译为“社会脉络”）；以及原文作者（绝对不可重复）的个人化情境；它认为第一种是“语言的必要条件”，其他三种都是“非语言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它此后进行的所有理论分析和个案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由于王文从康德认定存在“自在之物”的先验哲学基本框架出发，强调翻译理论要为人们的翻译能力设限划界，所以，这种观点中确实存在由经验和先验构成的学理性悖论。如果认为“不可译性”的说法不成立，我们就必须从哲学高度对这个说法所依据的这种先验哲学框架，特别是对康德所提出的“经验vs先验”悖论，进行比较彻底的清理和扬弃，以便得出我们所谓“根本不可能‘为人们的翻译能力设限划界’”的结论——显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比较充分地完成这个任务，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通过撰写一篇篇幅有限的论文来完成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同时也意味着，如果不仅仅以“从观念到观念”的方式局限于康德先验哲学或者西方哲学，而是把目光转向这里必须加以探讨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实际问题，那么，本文所谓的“由‘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构成的‘悖论’”，其实就是王文所谓康德的“经验vs先验”悖论在翻译研究领域之中的具体体现——至少可以说，就王文对“不可译性”的论证而言，情况确实是如此。为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它的第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句段层面尽善尽美地完成两种语言之间的话语转换？”就此而言，虽然王文强调指出它仅仅涉及经验层次，但问题似乎并不如此简单：其实，这里所谓“尽善尽美”，已经把经验性翻译过程的主体和进行翻译研究的主体（即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所具有的理想特征，比较清楚地表示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短语所表明的，显然是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所追求达到的某种理想境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想境界不仅直接来源于具体的、完全处于经验层次之上的翻译过程，也直接取向这样的翻译过程及其结果，其目的实际上就是推动这样的翻译过程及其结果不断得到完善。此外，熟悉西方哲学、特别是熟悉康德哲学的学者在这里显然可以看出，就“理想”特征而言，这个短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与康德先验哲学提出的基本问题之一，即所谓个体意识究竟为什么具有普遍必然性，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尽善尽美”基本上可以说是“使个体意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当然，“尽善尽美”的涵义并不与“普遍必然性”的涵义完全相同，但这对于这里的论述来说并不重要。因此，即使在这里不引用康德先验哲学，我们也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文的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理想”，并不是与实际经验性翻译过程和翻译研究截然分开和毫不相干的，而是完全来源于并服务于这样的翻译过程和翻译研究过程，只不过实际上以“翻译理想”或者“翻译标准”的“非先验”形式表现了出来而已。
当然，仅仅这样说尚不足以得出“根本不可能‘为人们的翻译能力设限划界’”的结论，因为王文还提出了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一切翻译是如何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在我看来，与第一个问题相比，这个问题具有更加根本的重要性——它不仅是王文的基本立论根据，也由于决定了其论述的基本思路，而使之进一步得出了肯定“不可译性”的结论。不过，即使在这里同样不涉及康德哲学，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与第一个问题具有最基本的相同点，亦即“理想”特征——也就是说，它所表明的是就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而言，研究者都希望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确定“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或者说，研究者都希望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确定，使“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的必要条件究竟是什么。几乎不用进行系统详尽的语义学分析就可以看到，这里所谓“希望”、“一劳永逸”、“从根本上”、“一切”等短语，都非常清楚地显示出这个问题所蕴含的“理想”特征，只不过在这里，这种特征是以更加严格的理论形式（也可以说，以“先验”形式）表现出来的。
不过，由于这种更加严格的理论表达形式，这个问题所面临的难点也更富有根本性意义了——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究竟针对谁来说，“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个翻译者，事实上都有一个从“生手”到 “熟手”、从“熟手”到“高手”，甚至从“高手”到“圣手”的生成过程（即使就同一个译者对同一篇作品的翻译而言，这种过程也同样存在），对于“生手”来说“不可能”的翻译，对于“高手”来说完全可能是“牛刀杀鸡”；而就翻译研究者来说，情况也似乎没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翻译者的不同层次和水平之间，显然并不存在使“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充分必要条件，只存在翻译者水平不断提高的动态性生成过程。因此，这种不针对任何具体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问题，无论其是不是“先验”问题，显然实际上都只有“理想”意义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第二、究竟针对哪一类被翻译文本而言，“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我们知道，被翻译文本一般说来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非常严格的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作品，比较灵活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作品，以及以抒情和艺术技巧为基本特征的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诗歌）。由于其各自的独特性，这三类作品的翻译结果所要求的翻译水平不同、所能够达到的准确度也不同——“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作品”基本上以“客观准确”为标准，“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作品”则具有了比较多的、主观灵活的“人文”意味，而“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诗歌）”则以“主观的意境传神”为佳。可见，不加任何区别地提问“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至少可以说是一个缺少具体文本针对性的“玄”问题，因而也可以说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理想”问题；从严格的翻译理论研究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大而无当的“伪”问题，因为它基本上无法对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提供有积极意义的启发或者指导，反而容易使他们因为忽视这些区别而误入歧途。
第三、究竟根据谁确定的、什么标准来看，“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要想论证“不可译性”，显然无法回避“根据什么标准？”、“所根据的标准由谁确定？”和“谁有资格确定这样的标准”的问题——虽然人们通常未必进行这样的追问，但进行严肃的理论研究却根本不能、也不应当忽略这些问题。从王文的角度来看，这种标准显然是康德确定的，这必然同时还涉及到康德这种标准究竟是不是适用于翻译研究的问题（详见下文），因为康德原来的论证语境显然不是为研究翻译理论而设的。假如我们在这里同样不援引康德、而是从具体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出发，那么，从上面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来看，无论什么人为这个问题确定了什么标准，这种人和这种标准都绝对难免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因而根本不可能、也没有任何资格对这个问题做出永久有效的固定答案——除非这种人是全能的上帝，否则，他（她）就根本不可能一厢情愿地彻底超越包括时空限制在内的各种限制，确定并提出这种似乎空前绝后、具有绝对的普遍有效性的标准，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完全确定“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这个问题显然也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什么积极的实际意义的“伪”问题了。
综上所述可见，虽然出于提升翻译理论研究水平的良好愿望，但王文诉诸康德先验哲学的“经验vs先验”悖论而论证存在“不可译性”、试图“为人们的翻译能力设限划界”的做法，却由于忽视了这种哲学框架的具体适用性，忽视了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理想”特征，忽视了“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这个问题所必然涉及的主体、对象和标准之诸差异问题，实际上导致了为自己实现这种愿望的努力“设置障碍”的结果。这表明，“区分翻译研究中经验和先验两种进路，并认定后者方能通向翻译理论”，是不可能实现其初衷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认为，关键就在于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框架并不适合于进行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而且，王文把存在于翻译研究领域之中的、由“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构成的“悖论”，误认为是康德先验哲学的“经验vs先验”悖论了。在我看来，翻译和翻译研究领域之中真正存在的，只能是由“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构成的“悖论”。为什么？
二、从“先验”取向的不适用性看翻译研究的理想和标准
虽然王宾教授和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一样，认定只有从康德所强调的“先验”维度出发，才能进行理论研究、构建相应的各种学科的理论体系，但是，具体就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领域而言，他并没有对这种“先验”维度为什么适合于进行这样的研究，做出理由充分的论证和说明。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以强调这种“先验”维度为基本特征的康德先验哲学，其实并不适合于进行这样的研究。囿于篇幅，这里只能非常概括地陈述以下理由：
第一、作为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康德的先验哲学完全坚持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立场和理想，即鄙视和拒斥感性经验，竭力试图通过舍弃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而追求其背后超验的、确定的、绝对普遍有效的真理。实际上，无论其善良愿望是什么，这种立场都会完全割裂实际经验过程和相应理论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而这样一来，尽管构建相应理论体系的初衷是为了获得指导具体实践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其结果却由于完全忽视了具体行为主体的活生生的经验生成过程，变成了对研究这种经验过程的努力的限制——在这里，实际上就是忽视了具体翻译者的主观经验的不断生成过程及其结果，从而导致了为提升翻译理论研究水平的努力设置障碍的结果。而这样一来，其理论研究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显然也就荡然无存了。
第二、如果不仅仅停留于直接援引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观点，而是从追询其研究模式的角度进一步透视其基本框架所依据的摹本，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哲学框架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典范的，其基本特点即竭力追求一劳永逸地获得研究结论之绝对的、以逻辑必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几乎用不着进行系统详细的论证就可以看到，作为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的典范，牛顿经典力学所面对的，只是处于中观领域之中的自然客体，而不是以主观经验的不断动态生成过程为基本特征的、从事翻译和翻译研究的现实社会主体。因此，只要承认“不同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是由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的”，我们显然就可以说，完全处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之中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所面对的对象，与牛顿经典力学和以其为典范的康德先验哲学所涉及的对象截然不同。所以，援引康德哲学的“先验观”、“并认定后者方能通向翻译理论”，在学理上似乎并不具有什么根据——至少我们可以说，这种做法在学理上看是可疑的。
第三、就其方法论视角而言，康德先验哲学和牛顿经典力学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也就是说，它们所关注的都只是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力图通过从其特定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出发，通过舍弃研究对象变动不居的现象生成维度、仅仅对其目前状况进行相应的研究，便得出具有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的结论，亦即得出具有历时性的结论；而不是通过把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显然，这种做法完全有可能彻底割裂和抛弃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生成维度、彻底把这种对象孤立出来，从而使之变成“无本之木”。从根本上说，即使这种做法在研究中观尺度的自然客体的过程中没有完全露出马脚、得出使人误入歧途的结论，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这种方法论视角完全照搬到截然不同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我认为，具体就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而言，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这里最突出的特征其实就是翻译者主观经验、主观理想和具体标准的不断生成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译者水平和眼界的不断提高过程。毋庸赘言，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典范的康德先验哲学所使用的这种方法论视角，根本不适合对这个领域进行理论研究。
综上所述我认为，康德的先验哲学基本框架并不适合于研究翻译和翻译理论。它与这种研究的最突出的共同点似乎就在于，竭力从理论角度突出研究者的理想特征，却又没有对其做出恰当的理论说明。如果为了提升这种研究领域的理论水平而完全遵循这种基本哲学框架，我们就只能把“经验”维度和所谓“先验”维度彻底割裂开来，最终“作茧自缚”，陷入事与愿违的境地。在这里似乎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如果忠实地固守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先验哲学所坚持的基本立场，那么“理想”或者“标准”本身便很难说是经验性的，否则，无论西方哲学迄今为止一般所谓的“超验”维度、还是康德所谓“先验的”“物自体”，就似乎都没有立足之地了——因为无论“先验的”“物自体”究竟是“一”、是“大全”、是“至真、至善、至美”，还是“上帝”或者“彼岸世界”等等，其实无一不是特定主体以其特定实际经验为母体而进行的“理想化”过程及其结果。反过来说，只要我们承认“理想”来源于经验、具有经验性、必须回到经验才能发挥作用，那么，所有各种“超验”维度和“先验的”“物自体”也就都没有立锥之地了（在这里，我们其实还可以提出一个更加关键、但无法加以论述的根本性问题，即“在实际研究领域截然划分‘经验’和‘超验’、或者截然划分‘经验’和‘先验’的合法性依据究竟何在？”即使不涉及其他问题、不进行任何进一步的分析，我们显然也可以肯定，这种划分方法确实包含着为当今中西方许多学者痛加批判的“二元分裂对立”倾向）。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研究者的理想特征，从而提升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理论水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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