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韦斯莱家族显然就是在对角巷的那个面色苍白的男孩说过的魔法世家之一了”———这样古怪的句子，连我都要看上好几遍，才能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八九岁的孩子读起来，其吃力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从语法规则上看，这句话不见得有什么大的错误，它却属于无错而古怪的现代汉语。翻开几年来大红大紫的系列畅销童书《哈利·波特》的中文版，随便就能找到这样的句子。

　　《哈利·波特》的翻译算是好的，至少很多媒体都这么说，它的译者如今已经被称为“翻译家”，它的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速度，在各语种的译本中，也堪称世界第一。《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7月16日英文版上市，预计10月中文版出版，仅需短短3个月的时间。此书其他主要语种译本的上市时间，都要比中文版晚上数月甚至一年。俄语读者大概会在2006年新年前后，法国和德国的孩子会在明年春天看到各自的译本，而日本小朋友恐怕又要多等一年了。

　　根源在出版界的功利之心

　　改革开放使中国出现了“五四”以来的第二个翻译出版高峰，并持续至今。出版的繁荣却与译文的质量呈反比发展，对翻译质量的质疑和批评之声日益高涨。我们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来自读者、学术界，甚至原作者对译文质量的抱怨。译得快，译得多，未必也能译得好。民谚曰：萝卜快了不洗泥，就是这个道理。当前译者的中文水平不高，译文稿酬过低，当然也是重要的因素。但是，造成文学翻译质量大跌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出版界弥漫的急功近利之心。老版本的译著，常常能在译者署名的后面，看到校订者的名字。但目前，译著扉页上“校订”的字样已越来越少，几近灭绝。是译者的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以至于不需要请人校订了吗？恐怕不是，降低成本、缩短周期才是真正的原因。

　　然而，当前译著出版急功近利的行为，远非仓促翻译一种。有些劣行之烈，已经开始让人怀疑某些出版界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某些译者或编辑，托人从港台买来繁体中文译本，连译带抄之后，便以自己的新译出版。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译者却羞于在译序或后记中承认参考了别人的译文。还有目前市场上充斥的各种“名著新译”，有些分明就是拿着别家的数种译本，改写拼凑而成。这类书的“译者”，想必连ABC都不用认识，便可胜任。更要不得的是所谓的“编译”，是“编”还是“译”，完全是混淆视听，掩盖侵权与抄袭的本质。此外，假译著也开始抬头。从2004年年中开始，出版界一片打假之声，矛头所指，便是所谓的“伪书”。首当其冲者，是一本名为《没有任何借口》的书。此书假托洋人之作，实由内地隐身写手攒成。

　　中国现代作家远离译笔

　　去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讲述外语学习的小书《语言家》，作者斯蒂夫·考夫曼来自加拿大，已经熟练掌握了包括汉语在内的9种语言。他的这本书原以英文写成，中文版的译者却并非由出版社选定，而是考夫曼自己通过一个翻译网站找到的。“那地方好极了。什么语言、什么价钱的译者都能找到。”去年在北京，考夫曼对我说。

　　他的办法堪称简单有效，甚至经济实用。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网站，大量的译手和翻译公司出没其间，买卖双方甚至不用见面，就可以在网上谈妥价钱。不少出版社的编辑并没有足够的外语功底，译稿拿来，无力逐句与原文校读，能做到中文句顺文通，就不错了。

　　国外的很多大作家，同时也是很好的翻译家。近年的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爱尔兰的谢默斯·希尼、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伊姆雷，都屡有译著出版。但在中国，有成就的作家，通外语，同时也愿意译书的，已经不多。

　　20世纪80年代，作家韩少功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风靡一时，虽然由于版权的原因，这一译本现在已成绝版，却仍然是很多人的珍爱。诗人西川、王家新本来是外语专业出身，同时是不错的译者。再往前，很多著名的老翻译家并不都是学外语的，有些人原本就是作家、学者，如冰心、杨绛、费孝通，只是因为在“文革”期间被剥夺了写作与研究的权利，才半路出家，埋头搞起了翻译。再老一辈的，鲁迅、梁实秋和巴金这样的文坛泰斗级人物，也都有大量译著传世。

　　“迷失于翻译中”

　　目前中国当代文学最负盛名的英译者，非圣母大学教授葛浩文莫属。此公所译，包括老舍、巴金、莫言、苏童、冯骥才、贾平凹、阿来、刘恒、张洁、王朔，甚至还有春树等人的大量作品。但是，半年来，我在《华盛顿邮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读到的两篇书评，论及葛氏对莫言《丰乳肥臀》和苏童《我的帝王生涯》两篇小说的英译，均对其译笔多有微辞。

　　对翻译质量问题的指责，世界皆然，而非中国独有。去年，多位美国学者联名抖出一起翻译旧案，指责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女权主义名著《第二性》50年来在美国出版的惟一英译本，错误百出，甚至有多处关键论述，完全被劣质的翻译歪曲了作者的原意，在此译本上开展波伏瓦研究的英美学术界，所受连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纽约时报》报道《第二性》的翻译公案时，用了“迷失于翻译中”作为标题，此句借用了美国导演索菲娅·科波拉的一部电影片名“LostinTranslation”（汉译多作《迷失东京》）。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结构机理迥异，“翻译中的迷失”固难避免，若纯属技术上的失误，或可原谅，但在翻译出版中，以求利为目的，以粗制滥造的文化垃圾蒙骗读者，骗取钱财，乃至欺世盗名的种种“道德上的迷失”，便应群起而共讨之。

　　　　　　　　　　　　　　　　　　　《环球时报》 (2005年07月25日 第二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