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是全球化时代人们的“母语”，这一点不必怀疑。它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的通用语，却毫无疑问是第一个世界性的、为全球所接纳的通用语。学术研究分枝庞杂，学者为积极参与全球对话必须用英语发表作品。学术思想观念的传播之所以空前迅速，互联网的功劳固不可没，英语的普及也同样重要。若没有英语“阅读” 能力，受到的羁绊无异于不能上网。但是，如果不会用英文“写作”的话，情况也是如此吗？
　　这一假定背后的逻辑很简单：用英语写作，用最新学术成果使用的语言对其作出回应，能迅速得到同侪的关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假定忘了一个重要条件：他们的英语必须既“信”且“达”。可惜很多母语非英语的学者，学术作品中出现的英语既不“信”也不“达”。
　　的确，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未必都能达到以上两个要求，但他们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却很简单：“说”不清楚，因为他们没“想”清楚。当母语为非英语的学者出现词不达意时，可能也会被理解为思维混乱。但事实上，这往往只是个单纯的技术问题——用英语表达思想力不从心而已。迄今为止，英语是世界上传授最广的语言，很多人从小就开始学习。长年的学习和广泛的阅读很可能让他们自以为也能用英语写作。然而，把英语掌握到能表达自己最含蓄、最复杂的意思，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母语写作vs.英语写作
　　相对于英语而言，母语写作有如下好处：首先，学者可专注于论证本身，而不是费心于如何用好异质媒介来表述论证过程，如此便会促进思维的敏锐性和精确性，还可以节省时间。这并不像听上去那么微不足道，因为它意味着学者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等本职工作中去。其次，母语为非英语的学者用英语写作，会在不经意间导致自身语言和文化的枯竭。一门语言缺少丰富的学术文献，会削弱其学术话语的基础。无论如何，进入全球学术界不能以削弱本国学界为代价。
　　最大的危险往往最不易觉察。这个危险在英语写作中就是，英美传统中的逻辑和推理形式会强迫所有的概念建构向自己看齐。比如，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儒学复苏的中国学者，会无可奈何地把自己的论证以及儒家思想嵌入约翰·穆勒的逻辑和修辞中。之所以说“无可奈何”，是因为推动他们这样做的力量可能隐在英语、英语的语言结构和基于经验的推理过程中——英语的语言结构反映的正是基于英美社会经验的推理过程。
　　母语写作也并非适用于所有人，两大群体就是例外。一是在英语国家做老师、搞研究的人。他们每天都要用英语和同事、学生交流，所以很可能觉得用英语写作比用母语写作更加自如而高效。二是以其母语写作的学术成果很少或根本就没有的人。对他们而言，要白手起家自创必需的语言表述和结构，反而可能会有反效果。
　　从思维到语言
　　语言决定或影响思维吗？19世纪，德国博物学家洪堡曾说过，语言的多样性不应被归结为物体名称的多样性。语言还反映了看待物体的不同视角。世界本身以及我们见闻的丰富程度与语言的多样性成正比。语言的多样性扩大了人类生存的边界，为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方式和感知方式。
　　继承洪堡衣钵的在当代也不乏其人。法国当代哲学家芭芭拉·卡桑（Barbara Cassin）创造了“全球语”一词以刻画社科界盛行的那种中性、枯燥的英语。比利时哲学家弗朗索瓦·奥斯特更进一步。在其著作《对多语主义的辩护及阐述》（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u multilinguisme）中，他对《圣经》巴别塔的故事进行了重读，指出上帝将众多语言强加给世人，并不是惩戒，而是救赎。通过赐予人类多样的语言，上帝把人类从一个“极权主义”语言和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
　　怎样才能在多样性和知识传播并重的这两种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唯一可能的解决之道便是翻译。
　　理想境界：学者—译者
　　翻译有多种形式。计算机的出现使机器翻译曾被鼓吹为大势所趋。然而50余年后的今天，机器翻译仍未变成现实。事实上，涉及出版作品时，一项被称作“计算机辅助翻译”的实践便替代了机器翻译。作者因此经常被要求降低作品难度以便计算机加工。显然，这不符合学者的利益。
　　更合理的方法是借助于专业翻译。问题在于怎样找到合适的译者。这里，我们不妨先访问一下国际译联的网站，点击“会员”就可以获得会员名单及认证系统。具备专业技能的译者，尤其那些愿意和作者探讨相关技术难点的译者，他们的翻译都会相当可靠。
　　社会科学翻译项目研究表明，最完美的社科译者就是该领域的学者，该项目由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发起，福特基金会赞助。项目的成果之一是推出了《社会科学文本翻译指南》（有英、汉等版本）。这里的假定是，一个学者习得翻译技巧比一个译者掌握一个学术领域要容易。必须承认，培养这样的学术译者是需要假以时日。不过如今已经有了先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复旦大学联办了为期三周的学术翻译培训项目。该项目由孔子学院赞助，在复旦大学进行授课，至今已有三年，旨在为研究生提供对本领域学术文章的必备翻译技能。项目实行双轨教学，汉译英和英译汉分别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胡志德教授（Professor Ted Huters）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负责。一旦这个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球发展起来，并且当大学承认学术翻译也是学术活动时，在不远的将来，学者便能从通用语及其文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将真我展现给世界。
　　作者: Michael Henry Heim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林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