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由中国翻译协会《译讲堂》举办的“文学翻译”主题讲座上，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资深学者、名誉学部委员郭宏安结合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的积累，分享了中外文学译介的观点和经验。他以个人译著《红与黑》为例，解读了文学翻译中如何传达原作风格等问题。以下是郭宏安的观点摘编：

　　关于“作品风格是否可译”的争论
　　文学翻译就是具有文学性的翻译。对于严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大部分的翻译家对“信、达”取信服的态度，对“雅”字则如履薄冰，有的还做种种或明或显的抗拒状。那么，以文学性解“雅”谅可消除其对“雅”的疑虑。
　　如果对“雅”进行宽泛的理解，可称之为“神似”，而“神似”进一步发展，则可达到“化境”。“化境”的说法来自钱钟书先生，他在1979年的《林纾的翻译》中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持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原有的风味”指的就是原作的风格。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不在内容，而在形式，换句话说，决定一件作品是否为文学作品，不是因为它讲述或描写了什么，而是取决于它是怎么讲述、怎么描写的。如选词造句、结构框架、气息节奏、叙述技巧等等。
　　依据“信、达、雅”的标准，翻译文学作品，不仅要做到“信”和“达”，还必须传达出原作的风格，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然而，什么是原作的风格，什么是译作的风格，原作的风格和译作的风格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翻译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风格可译不可译的问题。
　　认为风格可译的，大多是主张直译的人，一句挨一句地翻，就有可能多少传达原作的风格；主张风格不可译的，大多是主张意译的人，随便给译作一种他们认为美的风格。在后者眼里，“雅”就是高雅、典雅、华美的词汇和句子，而且认为只有华丽才是文采，总之，认为翻译是“美化之艺术”。
　　一经美化，译作倒是有了风格，但已不是原作的风格。在持这种观点的翻译家的看来，原作的风格和译作的风格根本是两种不相干的东西，各自为政便好。所以在他们的译作中，或者应该说在他们的“创作”中，出现一些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词汇或表达方式就不足为奇了。读者不免怀疑，难道外国人也有相同或类似的俗语和陈词滥调吗？一味求美，则雕缋满眼，其实只是堆砌辞藻，而真正的美则荡然无存了。
　　译作的风格只能以原作为依归，能否传达原作的风格，应该视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能否达到则要看译者个人的造化。也许传达原作的风格只能是最高的理想，可望而难即，但不望则必不可即。你可能实现不了这种理想、进入不了这种境界，但是你正走在实现这种理想和进入这种境界的道路上。
　　传达原作的风格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为的译者正是要克服这种困难，成就与原作相配的译作，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有限制的艺术，所谓带着镣铐的舞蹈。虽然需要译者多费脑筋，但不是说要多皱眉头、冥思苦想，而是要反复阅读原作，对原作有准确的整体把握。
　　无论是搞外国文学还是搞实际翻译，首先要做的都是“培养自己的外语感觉能力”，所谓“外语感觉能力”，其实是对原作风格的感受能力。风格也许不可译，却可以通过这种感觉能力用语言传达。译者可以借助原作者本国人的研究成果，再辅以个人随着阅读而逐渐清晰起来的印象，大体上确定其为豪放婉约、阳刚阴柔之类，译文循此方向努力，便可将其风格传递一、二，用“有形”的语言转换在“无形”中感动读者。

　　根据原作风格把握译文措辞
　　以《红与黑》为例，其文字风格大体上可以用“简洁”“枯涩”两个字加以概括（这里的“枯涩”与“流畅”相对立）。确认了《红与黑》的文字风格，剩下的就是如何尽量用中文传达出来，当然这“剩下的”其实是最大量、最艰巨的工作。
　　基于对《红与黑》的风格的这种把握，要考虑以下几点：
　　1. 严格控制形容词的使用。决不无缘无故地增加修饰语，因为现代汉语的对形容词的运用太多太滥，有时并没有增强或减弱的作用，不过是一些出于习惯的、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罢了。例如，不必遇雪就称“皑皑”，遇马就称“骏”，遇大雨就称“滂沱”，遇小雨就称“霏霏”，等等。
　　小说第一章《小城》第二段有这样一句：
　　Les cimes brisées du Verra se couvrent de neige dès les premiers froids d'octobre.
　　brisées 译作“嶙峋”，既方便又现成，但不如直接译作“破碎”，既鲜明生动，又贴近原文；neige 则译作“雪”，连“白”都不要，更不论“皑皑”。原句是简洁的，现译：“十月乍寒，破碎的维拉峰顶便已盖满了雪。”不见一个废字，亦可称简洁。
　　2. 尽量避免使用成语或四字句。成语自然是汉语的特色，极富表现力，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但用在文章里讲究巧妙和适当，用多了反而会给人一种陈腐感或不成熟感。用在译文里更要慎之又慎，否则会引起错误的乃至不伦不类的联想，实为翻译的大忌。至于把它当成点石成金的法宝，就更不可思议了。
　　且看《红与黑》的开篇第一句：
　　La petite ville de Verriere peut passer pour l'une des plus jolies de la Franche-Comte.
　　作者斯丹达尔（又译“司汤达”）无意作惊人语，故起得自然平淡，有娓娓道来的风致。然而译家，特别是后来诸君，大概鲜有不想先声夺人的，故起得用力，一个“风光秀美”竟不解气，还要来个“山清水秀，小巧玲珑”，其实何如“漂亮”二字以少胜多？故译作“维里埃算得弗朗什—孔泰最漂亮的小城之一”，具有简洁之美。
　　3. 不追求文句的抑扬顿挫或人为的光彩，否则会有雕琢感和虚假感。斯丹达尔的语言不是一种富于音乐性的语言，也不以繁复的长句著称。倘若“足尺加三”，可能念起来顺口，意思就难保不走样了。
　　例如第一章描写制钉的一段：
　　Ce travail, si rude en apparence, est un de ceux qui étonnent le plus le voyageur qui pénètr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ans les montagnes qui séparent la France de l'Helvetie.
　　如果译作：“这种粗活看来非常艰苦，头一回从瑞士翻山越岭到法国来的游客，见了不免大惊小怪。”这段话说的其实是，制钉这活儿只是看上去“粗笨”，操作起来并不艰苦，所以才由“水灵俏丽的姑娘”来干，而且转眼间小铁块就变成了钉子，在外来人眼中不失为一景，所以旅人才会“啧啧称奇”。他可能有点“少见多怪”，但绝不至于“大惊小怪”，更不会像译者那样，把这种粗活判为“非常艰苦”，准备为劳动人民鸣冤叫屈了。
　　再说“翻山越岭”，的确化静态为动态，然而却不见得好，因为山已翻过、岭已越过，可能是到了平原地带，而斯丹达尔明明说的是“法国和瑞士之间这片山区”，纵然翻山越岭，人还在山里，倒不如直接说“进入”，简洁明快。
　　4. 翻译对话要注意人物身份、年龄和教养的不同。虽然斯丹达尔不以写人物对话见长，但是，不同的人在他笔下仍有口吻的区别，尤其是多人聚会时的谈话，他显然是下了功夫的，既见锋芒，又见个性，可称精彩，译时须加斟酌。
　　5. 遣词造句与作者口吻和时代要求相符。斯丹达尔写作《红与黑》时，已经四十七岁，是一个饱经世故和感情风霜的中年人，故翻译《红与黑》时，遣词造句不可有年轻人的幼稚和火气，又不能有老年人的圆滑和暮气，这就需要如前文所说，做好译前研究，以准确把握原作风格。
　　此外，译《红与黑》，我们不能用时间上相去不远的《红楼梦》的语言，不能用差不多同时的桐城派的语言，也不能用时下风格各异的小说语言，尤其应避免当代的流行语或地域性俏皮话，只能使译文的语言在总体上保持在标准的当代书面文学语言的水平上，而且不排斥必要的欧化句子，使读者不致误会这是一位精通中文、尤其是古文功底深厚的洋人写的书。

　　对“复译热”的感受
　　《红与黑》现在已有多个译本（据统计，已有40多个，当时有20多个），“复译”成了一股“热”，倒是当初没有料到的，否则，我若知道会有如许多的译家一展身手，我肯定会退避三舍，因为我实在不认为已经存在的译本必须被更新。
　　复译成了热潮并且趋势有升无降，除了不可避免的市场的原因之外，还与翻译事业的进步、翻译观念的演变和翻译人才的成长等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有关。社会语言的演化、读者欣赏趣味的改变、译者接受挑战的欲望等等，都是促成这股热的因素，人为的干预不会有很大的效果。除了某些极不严肃的粗制滥造甚至或显或隐的抄袭应该受到批评或制裁之外，人们似乎不必斤斤于“后来居上”还是“后来未必居上”的争论，至于自己去排座次而又与别人排的不一致，于是就大动肝火，那就更不必了。
　　复译必然是个继承、借鉴、突破或另辟蹊径的过程，因为后来者不大可能没有读过已经存在的译本，也很可能要参考一下旧译，以不掠前人之美。没有必要步步设防，故意与旧译不同。当然，一下笔就句句或很多字句与旧译雷同，那就不必再译了，掷笔兴叹就是。所以判定旧译不能令人满意或者完全满意，才是决心复译的前提。先前存在的译本各有优点和特色，唯一的不足，是对风格的注意不够，或文字过于质朴，缺少一种瘠中有腴的风采，或行文过于拖沓，没有追求精炼，等等，这是自己决心复译的前提。其次，读者多一种选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