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为两种语言的交换和交互表达手段，归根结底，寻求的是一种对等而非同一效果。
　　翻译的最大意义，在于其消除了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平等。不管你是上亿人使用的“大语种”还是某个部落使用的“小语种”，不管是有着数千年传承的“老语种”还是刚刚定型抑或是尚在发展中的“新语种”，也不管你是自诩“上流”还是自甘“下流”，有了翻译这座桥梁，便立时没有了高下之分，只存在转换。就好比一个贵族面对一个下里巴人，不管你如何鄙夷，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你的骄傲便毫无意义，一旦诉诸翻译，便只存在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无地位的高下之别。
　　从语言的含义上来说，除了字面意思之外，往往还有一层内涵含义，既言外之意，其实质文化的差异。译者眼里没有语言的高下之别，但却需时刻警惕这种差异。
　　翻译的首要任务是再现原语信息，而要做到这一点，译者就必须去做出许多语法和词汇上的调整，去寻求对等语，而非同一语。请你记住，我们实际上是不可能既让两种语言在形式上保持完全一致，同时又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意思的。原本想举几个例子的，但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稍窥门径的人都能信手拈来，所以暂且作罢。
　　还是回到语言的内涵含义上来。所谓的内涵含义，不外乎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也就是字面意思之外的东西。杨绛曾言说弦外之音，只从弦上表达，说的是形式的对等。这是一句很漂亮的话，同时也是一句几乎没有实操性的话——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所谓理想，你可以坚持，可以憧憬，但千万别把它当做现实。
　　还是举一个例子吧：好。就“好”这个字，不管是在英语还是汉语当中的释义都相近，完全可以通用，这一点毫无争议。不过，咱们来看看它在委内瑞拉南部某种语言当中的解释：
　　好：指称心的食物、打死敌人、有节制地咀嚼鸦片、往妻子身上扔火以使她驯服、偷非同伴的东西。
　　前两个释义我能看明白，可后面的三个释义又哪里和咱们传统观念里的“好”扯上半点关系了？这样的弦外之音，你从弦上如何得来？
　　这就是语言的差异，有了这种差异，也就不存在形式的对等。译者若想成功译出这样的概念，就必须做增补或说明，于是，字数自然也就上去了，这是其一。
　　其二，就拿英文和中文来说，英文的最小单位并非单词，可以具体到前缀、后缀，而中文的最小单位是字，不可能拆分到偏旁部首（虽然它们确实也具有一定的类别指代意义）。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以少对多的情况。譬如：fair译作中文为“公平”，一个单词变为了两个字，可fair还有变化，可以加前缀“un”变成反义词“unfair”（不公平的），还是一个单词，可中文却变成了四个字。在中文里，咱们不可能把四个字组合成一个字来用。
　　此外，比如时态、单复数、被动等 “标记”功能，英语通常都能通过单词自身的变化来视线，但对应至中文，只能通过加入时间、添加数量词、虚词或副词的手法来对应，干的都是增补的活，字数自然也就比原文要多。
　　由此可以看出，当译者从一种语言和文化结构传译至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结构时，其结果总会使译文长于原文。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译者既要把稳重明显存在的语言表达形式全部转变成译文，又必须把原文中的内隐成分，特别是一些与原文的文化背景有关的成分译成明显的语言形式。
　　除此之外，译文的变长还与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有关。我们不妨这样假设：每个语言的信息传递都具备两个平面：长度和难度。在原文中，只要结构适当，任何原文信息都是同原文读者的信道接受力相符合的，如图：

　　具有长度和难度两个基本面的原文信息，必须按照箭头的方向顺利通过接受信道，方才能为读者所接受，也就是任何一本书，都得事先准确预测读者的接受能力，使信息尽可能地符合原文读者的接受能力，方才能成功——除非是在故弄玄虚，成心不让读者看懂。
　　而在翻译时，你如果刻意要求译文和原文的长度保持一致，那就只能是不管不顾地字对字硬译，这样一来或许能勉强保持同原文一般的长度，但由于句子结构、语义、文化等差异，译文的理解难度势必就会大大高于原文。一般情况下，译文读者的信道接受力肯定是会小于原文读者及译者的信道接受力的。于是就会变成这样一种情况，蛇吞象：

　　其结果就是译文信息根本就无法通过信道。面对这种情况，你不能把信息直接削掉一半好让它通过，因为那样一来就等于只传递了一半的信息，变成了残废，译者也就变成了削足适履的屠夫。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拉长”信息，变成虚线所标识的形状，让它顺利通过：

　　当然，千万别误解，拉长信息并不等于译者就能随意增加信息内容，而仅限于把原文中那些言外之意、话外之音转变成文字。
　　译文篇幅长于原文，是翻译的一种正常现象。打个比方，译文的读者就好比一条大蟒，而原文则好比是一头动物，大蟒对它垂涎三尺，可惜吞不下。译者要做的，就是学大蟒的方法：先用身子缠住那头动物，把它挤成细长一条，这才吞下去。动物身上的皮肉、骨头一点不少，只是形状变了。